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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延安贺敬之生平1陕北与信天游5信天游之特色6《回延安》赏析8贺敬之生平提起“贺敬之”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把他与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必定知道，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份量。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份，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易农师。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五个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 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流亡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不到20岁的贺敬之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座谈会，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这次机会，正好被贺敬之逮个正着。毛泽东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1948年初，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9月会议通知。”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华大代表就两位，我与李新（历史学家），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与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校团委委员，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这一摊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了闻立鹏、郭兰英等优秀青年分子，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1949年5月4日，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贺敬之作为552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开了8天，周恩来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廖承志作了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后来，廖承志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同年8月中旬，贺敬之作为代表随萧华为团长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吴学谦、丁聪、赵风、荣高棠等也参加了有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青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而后来，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好 些传世诗作的诞生都与共青团有关。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了后来的一段美好姻缘。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1953年10月，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陕北与信天游陕北，陕西省的北部，基本以榆林、延安地区为限。一提起陕北，有不少人会想到了历史悠久，祖辈传唱，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形式上可分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歌舞曲、风俗曲和宗教曲。以信天游和小调多见。“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最富有特色的民歌，她构筑了陕北民歌的主体。曲调悠长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美。其内容多以反映爱情、婚姻、日常生活，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为题材。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连着山，沟接着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山上劳作耕耘，赶牲灵脚夫们食宿、住店与当地的女人产生暧昧，他们行走在险峻的山路和深深的沟壑之间。在繁重而单调的生活中，一则为了排遣心头的忧愁和寂寞，渲泻孤独，自慰消遣。二则回想起家人、亲朋、恋人，便见景生情，以景寄情。信口编唱歌曲，用高亢而悠长的歌声抒发自己的感情、感触，诉说自己的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以释放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愁苦。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一种特别的体裁，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和特色。其节奏自由明快，纯朴大方。句式结构随情随意非常特别。规定每节两句，两句一韵，下一节可换韵，亦可不换。短歌可能只有一节，长的可接连数十节乃至成百上千节。陕北信天游艺术手法上多用兴起，比喻后直抒衷肠，借景抒情，自由奔放，热情浪漫，曲调优美，琅琅上口。民歌手们随心所欲，托物言志，含蓄幽默，信马由缰地唱出来。在山野里唱，给大自然听，在崖畔上飘荡，给树木花草听，让她随风游走，于是又叫顺天游。她句式简单多变，两句就是一首，再没有这么简单、方便的表达形式了。就像陕北人的性格：直气、豪爽、豁达、干练。信天游的曲调由上下各乐段多次反复构成，结构关系平衡、清晰。各句唱词字数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比较对称、押韵。且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针头线脑，打情说俏，构成信天游的基本素材。把全部的信天游组合到一起，却成了一部反映陕北人生活的全屏写照。信天游是陕北人对生命的祭歌，对爱情的赞歌，对生活的颂歌。她恒久的生命力来自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情与爱、仇与恨，她汇聚了万万千千劳苦大众对生活点滴的素描，她凝结了世代与自然和生命抗衡的陕北民众对自我的倾诉。蓝天、白云、东山糜子、西山谷、羊羔羔、牛妈妈、亲妹妹、情哥哥、黄土地、信天游，这是陕北最亮丽的风光。《陕北牧歌》插曲被刘炽依照信天游原词：“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过好光景”，“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数上哥哥好”，“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等改编，成为脍炙人口的信天游演唱词。她的动人旋律和音调，曾激发了许多诗人、作家、音乐家的灵感，创作出一批蜚声艺苑的佳作，被誉为艺术的母亲。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的“一对大眼水汪汪，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才长得好”。这首长诗充分继承了信天游的特点，从头到尾几乎应用各种比喻铺排，既通俗又不落俗套。还有贺敬之的《回延安》：“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都是在信天游格式上创作的，成为现代信天游的楷模之作，且久唱不衰。情歌是信天游的精华，由此构成了陕北民歌的主调。如民间传唱的《三十里铺》、《拦羊的哥哥》、《赶牲灵》、《送情郎》、《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走西口》等都是情歌的代表作品。生活在这里的人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会哼唱起来，成为生活乐趣的一部分。热爱信天游不需要理由，哼唱信天游不需要舞台，放歌信天游不需要听众。信天游会游荡在天空，流走于沟溪，回音于山峁，不被岁月封尘。然而信天游成为陕北又一道淡妆彩素、浓墨风景，这已被世人所公认。 信天游，陕北的乐府、陕北的天籁。这一艺术奇葩以她特有的风姿独秀于艺苑之林，脍炙人口，余音袅袅，芬芳永久。信天游之特色一、比兴手法信天游的比兴非常广泛，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雨露；下到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还有柴米油盐，五谷杂粮，衣食起居都可以起兴作比。“按刘勰的说法，‘兴’，既有比喻的意思，也有兴托、发端的作用，通过依微拟议而达到兴托起情，即用微妙的事物来寄托作者的情感，渲染气氛等。”既然是“微妙的事物”，那么就会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信天游的起兴里就有很多这样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比如：“羊肚子手巾（那）三道道蓝，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哟）回来了。”又如：“羊肚子手巾（那个）三道道蓝，你说（那个）难呀难也不难。”“起”是一样的，但是兴起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二、反映生活陕北民歌是历代陕北地方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地方劳动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信天游的传唱之境，是一片广漠无垠的黄色高原，这高原，千沟万壑，连绵起伏，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千百年来，它以自己的个性潜在地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习俗，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高原文化，塑造了苍凉、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三、形式节奏信天游唱词一般为两句体，上句起兴作比，下句点题，基本上是即兴之作。这些口语化的诗句，语出惊人，形象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其内容主要以反映爱情、婚姻、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为主。陕北人唱信天游，既唱生活的快乐，也唱个人的忧愁；既不乏浪漫，又注重现实，是对生活美的追求和感情的寄托。信天游的节奏大都十分自由，旋律奔放、开阔，扣人心弦、回肠荡气，这同沟川遍布的陕北地貌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当地，人们习惯于站在坡上、沟底远距离地大声呼叫或交谈、为此，常常把声音拉得很长，于是便在高低长短间形成了自由疏散的韵律，这种习惯自然会对信天游产生影响。因此信天游的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谐，不加修饰地透着健康之美。信天游的歌腔高度集中地展示了高原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陕北人的精神世界。四、语境因素语境，是语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上下文、情景和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在信天游起兴中，语境因素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蓝花花》中：“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生下一个蓝花花（呀）实是爱死人。”青线蓝线是如何发端，引出可爱的蓝花花的呢？这要从几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地点语境，这首信天游流传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黄土，山连山，坡连坡，蜿蜒流过的黄河也是混黄的泥浆，在这样漫天漫地的黄色世界里，清澈的水是让人渴 望的，是给人美感的，能让人想到水的那些颜色也都是美好的，歌词中的“青”和“蓝”就是能给人这样美好联想的颜色，而且还泛着动人的“莹莹”的光泽，所以是“爱死人”的。那么“线”在这里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这又要从民族文化传统语境来分析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子的应具备的美德其中有一条是：“妇功”，也就是过去女子在家做的家务还有纺织、刺绣、缝纫一类的工作。线，就是做这类工作必不可少的材料，所以，“线”这个意象是和女子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以美丽的线起兴，引出动人可爱的女子蓝花花，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性别特征”在信天游起兴当中还有，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羊肚子手巾（那）三道道蓝，我那当红军的哥哥跟回来了。”如果不用民族文化传统语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来分析，看不出起兴句“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和当红军的哥哥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了解陕北风俗就可以知道，用羊肚子手巾在头上系“英雄结”是当地青壮年男子的一种典型装扮，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种英姿勃发的扮相。这句起兴实际上勾勒了“当红军的哥哥”的形象特征，也能说明当时的青年对红军的向往。在黄土高原上，不但色彩单调，而且缺少旺盛的生命，黄土、风沙给人枯燥、寂寞之感。所以，所有能和黄色形成鲜明对比的色彩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都十分引人注目，比如大家十分熟悉的一首信天游《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山丹丹花形似萱草，开放的时候漫山遍野被染得火红，起兴一开始就渲染了气氛：热烈、喜庆，充满活力。而且，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百姓就把参加红军叫“闹红”，如果有了这样的历史知识，就更能明白，为什么这首信天游要用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而不是用别的什么来起兴。有些信天游的起兴要通过语用学的会话含义理论才能推导出它与内容的联系。如《想情哥》：“东山上（那个）点灯（哎）西山上（得个）明，四十里（那个）平川了也了不见人。你在你家里得病（哎）我在我家里哭，秤上的（那个）梨儿（哟）送也不上门。”整个第一段都是起兴。如果用会话含义原则来分析，这段话首先是违反了“质的原则”，说了没有依据的话。在点油灯时代，怎么可能东边山上的灯，西边山上也能大放光明呢？四十里平川就是再平，人眼睛也不可能一眼望到头的，“了不见人”很正常啊。这是违反了“量的准则”说了废话。既然不是真话，既然说了白说，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非说不可。也就是说，这段起兴是故意要违反这些原则的。为的就是要引出下面的内容：“隔得那么远，你在你家里得病我在我家里都能知道，为你忧心忡忡，相爱的人是心心相通的。可是我一个可托付的人都没有——“了不见人”，所以为你买了你病中爱吃的东西也没法儿送给你。”起兴在这里，除了强调恋人之间的心心相印，还烘托了女子思念却又无人倾诉的痛苦，着急又找不到人帮忙的无奈。又比如“大白（的那个）兔（来）红耳（的那个）朵，想谁（的那个）也不像想哥哥。”起兴“大白兔红耳朵”违反了“质的原则”，无论是白兔、黑兔还是灰兔、花兔，都不可能长出红色的耳朵，红耳朵的大白兔在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起兴，这只特殊的大白兔成功的引出了“想谁也不像想哥哥”，白兔是与众不同的，对哥哥的思念也非同一般。又如：王朝闻先生为之叫绝的“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总之，概括言之，信天游之特色在于其形式自由灵活，每两句为一小节，押韵；有的一节表达一个意思，有的几节组成一个部分，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调子自由，单纯易唱；每段常转韵，多用比兴叠字和衬字。 《回延安》赏析《回延安》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可简称：回延安，是写回延安的激动喜悦；第二部分：忆延安，回忆当年延安生活；第三部分：说延安，是写亲人欢聚畅谈的热烈场面；第四部分：看延安，是写延安城的新面貌；第五部分：祝延安，歌颂延安光辉历史和展望未来。《回延安》全诗除了真切的感情构成了诗的畅射源外，就是诗人对陕北风土人情的意象组合描写，它更增添了这首诗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美感，以及从朴实中流出来的民族音乐般的美。1956年，诗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延安，那是他曾生活多年的革命摇篮，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如今再一次见到它，感触万千，心潮澎湃，于是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全诗有鲜明的抒情层次：先写回到延安时的兴奋和激动，再回忆当年在延安的战斗生活情景，接着抒写与延安亲人欢聚的感人场面，再写延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最后赞颂延安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功绩，并展望它的美好前程。主题归纳：全诗以“回延安”的过程为线索，写出阔别十年重回母延安的怀抱，以及与亲人相见的喜悦，表现了作者思念母亲延安的一片赤子之心，抒发了对母亲延安的眷恋之情。第一部分，写诗人阔别10年后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与亲人相见时的兴奋和喜悦之情。延安是贺敬之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对延安他有着深深的情感。故地重游，诗人的心情特别激动。“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莫要”“莫把”两个祈求的诗句，说明诗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接下来几句，黄土贴心、梦回延安、搂宝塔山、千呼万唤，连续几个情节和动作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眷恋。延安亲人的欢迎场面更是热烈。被拟人化了的杜甫川、柳林铺和红旗，在“唱”“笑”“招手”。亲人们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腰上缠着红腰带迎过延河来了。此时的诗人，“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一个“扑”字表现出来的情感，比千言万语要多得多。第二部分，追忆当年在延安的战斗生活，表现了诗人与延安母亲的血肉关系。当年延安的生产和战斗如火如荼，作者没有花费大量笔墨一一铺叙。他发挥赋、比、兴等手法的特长来表现自己这段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有兴有比，写出自己与延安母亲的血肉关系。“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用赋的手法，选取典型事物，概括当年热火朝天的生活。“手把手儿教会了我”，写出母子亲情。“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表现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第三部分，诗人描绘了与亲人见面团聚的场面，表达了相互间深厚的情谊。团聚场面，作者突出了带有陕北地方特点的事物，如米酒、油馍、木炭火、土炕、土窑洞，白窗纸、红窗花，等等，烘托了热闹气氛。老年、青年和少年三代人欢聚一堂，共叙新旧岁月。“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夸张、比喻连用，话题由延安飞跨千山万水，谈到全国的形势如长江、黄河汹涌澎湃。第四部分，描绘延安新貌，赞美10年来党领导下延安的巨大变化。“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是夸张，表明变化之大，看也看不过来。“一条条”“一座座”“一盏盏”“一排排”几句排比，在数量上运用叠词，有陕北方言的特色。“披彩虹”“迎春风”“换新衣”是拟人手法，给人以鲜明印象。第五部分，歌颂延安的光辉历史，也展望了美好的明天。“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用兴的手法，使人联想到大好的革命形势。接下来几节，诗人回顾延安历史，写延安人民前赴后继，似滚滚延河水不断“向前”。结尾一节，“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用夸张的手法，豪迈的语气，再次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的眷恋之情。 这首诗是现代诗人吸收民歌营养而创作的一篇优秀作品。诗人采取“信天游”民歌的形式歌颂延安，这本身就是对延安母亲养育之恩的报答。诗的每一节都由两句构成，按照“信天游”的特点，第一句起兴，有时候两句诗兴、比连用，或比兴、夸张连用，并且通常要押韵。例如，“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以“树”起兴，比喻诗人和延安以及延安的父老乡亲的血肉关系。“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以“羊羔吃奶”起兴，喻延安对诗人的养育之恩。“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上句起兴，使人联想到由延安一地向全国扩展的革命形势，下句紧接着使用夸张。“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上句起兴，又兼有描写环境的作用。“信天游”中“兴”的表现手法，往往给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使感情表达有更充沛的力量。擅用夸张也是“信天游”的一个特点，如诗中的“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等句。再有拟人、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也是民歌中经常采用的，它们为这首诗增添了亲切、活泼的感情色彩。这首诗里还有不少陕北方言，如多次出现的叠音词“几回回”“树根根”“羊羔羔”“白生生”“一口口”等，一些儿化音“紧紧儿”“手把手儿”等。总之，用“信天游”的形式歌颂延安，抒发诗人心中对母亲的眷恋之情，这首诗的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